由此我联想到一个比喻。我们一般看时装表演，当然会注意模特儿，但着眼点还在于服装。但是，也有个别世界级模特儿实在太杰出了，她的体态、神态、步态传达出一种强大的生命状态，使人们不能不把注意力的重心从服装本身移开。如果说，其他书法家的书法像那些模特儿身上的服装，那么，苏东坡则是那种极少数让人神魂颠倒的模特儿，他的生命状态已经把外部形式牢牢控制住了。
宋代的那么多作品加在一起，呈现出一种无与伦比的典雅。
典雅两个字放在很多地方都合适，但要把它作为一个时代的概括并趋于极致，只能是宋代文化。
但是，就像所有的典雅都带有脆弱性一样，宋代的典雅也是脆弱的。边关吃紧，政权危殆，文人从政，力不从心……但我想，在脆弱的大环境中保持典雅，这才是典雅这个词汇真正的魅力所在。在美学上我们如果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就会进入典雅的本性，那是秋暮凉凉下所固守的那一脉很容易破碎的品质。
我曾经在西班牙看到过一座宫殿，建造之时，周围已经被敌军包围了两百年，周边所有的城池都已经被攻克。它只是一座孤城，或者明天灭亡，或者明年灭亡，或者再过十年灭亡，但灭亡是肯定的。所以该城的居民干脆选择做艺术家，就像临死前对自己做最后的化妆。那个典雅是无与伦比的，因为那是一种不依赖实力，不追求喝彩，不期待轰动的典雅。真正的典雅应该是这样的，这是美学上完全超越实利、超越反应的一个范畴，一种失去前途的精雕细刻，结果，反而雕镂出了一种纯粹的美学前途。我在《行者无疆》一书中把这种美学现象说成是“死前细妆”，可能太悲凉了一点，那就可以加上我在《霜冷长河》中提出的一个概念：绝地回来。
余秋雨：唐代的文人总的说来是自由的，但是突如其来的社会动荡使他们每个人都狼狈不堪，不知所措。而宋代的情况就大为不同了，杰出的文人常常会担任重要的官职，面对社会接连不断的动荡，宋代文人似乎早就有多种思想准备，包括捐躯，包括毁灭。
我前面说过，宋代空前绝后地把一些最高等级的文化大师放到了最高等级的行政职位上，这就出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很少遇到过的高烈度冶炼，也让中国文化承受了一次奇特的考验。对于这个题目，我本来觉得可以轻轻放过了，但昨天一想，还应该再谈论几句，因为这在中国文化史上也是一种特殊的范例。
让顶级文化大师担任顶级行政职务，这个历史现象，你们平时想过没有？对于这几个文化人，你们有什么印象？
罗璞：就说王安石吧，其实他很有才华，二十一岁就中了进士。由于他文学上的才华以及治国上的才干，很早就名动朝野。后来成了改革派的中流砥柱和旗手，掀起了一场比较大的政治风潮。
仅凭“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就已经确定他在诗歌领域的地位了，王安石变法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这个变法在世界历史的研究者心目当中都有重要的地位，任何一本历史书都不可能忽略。
吕帆：司马光不仅会砸缸，还是个很伟大的政治家。他对王安石的变法一直持反对态度，他自己就说“先王之法不可变也”，我们就姑且称他为保守派吧。另外，司马光也是非常厉害的史学家，主持编撰了大部头的《资治通鉴》，我至今还没看完呢。而相对于司马光和王安石，苏轼的政治立场就比较拧，林语堂说他专门在政治上唱反调。新党实行改革的时候，他觉得改革过激了；旧党上台了，他又觉得推翻了改革措施不好。记得秋雨老师曾经说过，苏轼是死在政治上，生在文化上，这很贴切。
王牧笛：还有一个人我们不能忽视，就是范仲淹。他的“庆历新政”还在王安石之前。从今天看，他应该算是一个平民偶像吧，从小家庭贫困，后来勤学苦练终于当到了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他的“庆历新政”主要是针对当时腐朽的官僚政治，可惜过于激烈，这些措施最后被仁宗皇帝给废除了。
余秋雨：这样的顶级文化人在从政时有个特点，就是他们在文化上的成就使他们对一系列社会理念很难动摇。他们不像一般的政治人物那么长袖善舞，左右逢源，因此各种矛盾就比较复杂了。
像范仲淹，他想从原有的官僚体制里面做改革，凭借着习惯化了的价值系统来改革，当然很难成功。王安石已经看到了范仲淹的失败，便要从经济改革人手。这个大文人实在是一个不错的改革者，他能够考虑到“青苗法”，在政府和农民间建立了庞大的债权关系；还有“免役法”，即资金和劳役的替代法，这就更大胆了。这些改革使国家富裕了，却让许许多多的地方财团恼火了。要执行这些法令，需要有个强大的官员团队，这使王安石遇到了很大的麻烦。皇帝一会儿支持他，一会儿听到好多反对意见，又不支持他，然后想想不对，又去支持他，就这样折腾来折腾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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