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司马光，我们不要简单地说他是保守派。司马光知道宋代的问题的确很大，但正因为大，就更要“守常”，对已有的结构不要变动得太激烈，避免让整个社会产生心理危机，加剧动荡，这是司马光的思维方式。这样的思维方式当然与王安石的截然不同，于是两方面的对立产生了。最后的裁决权，在于皇帝。
司马光比王安石大两岁，他们几乎像兄弟一般地交往过，后来完全是因为在革新观念上的差异产生了对立，并不存在要把对方消灭了的意图，这就是君子之争。但很不幸的是，他们同时遇到了一个麻烦，身边都有一个极被信任的小人，这也是君子常常遇到的困境。王安石身边的那个人叫吕惠卿，司马光身边的那个人比较有名，叫蔡京。这两个小人把事情全搅浑了，把变法变成了两个人的情绪争斗，双方都无法实施自己的政治抱负，变成了一笔三翻四覆的乱账，结果是两败俱伤。这就是一切小人事件的共性，又是一切君子之争的悲剧。
直到支持王安石的皇帝死了，太后当政，保守派得势，司马光做了宰相，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王安石的变法全部推翻。王安石当时到哪里去了呢？这个两度做过宰相的人在南京郊区江宁一个叫白塘的地方住着。但是，有一天，他听到曾经反对过自己的苏东坡来了。君子与君子之间，不管政治观点多么对立，心头总有一份潜藏的互敬。王安石决定去见他。苏东坡从黄州出来之后，已经拥有了《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赤壁赋》、后《赤壁赋》这样传遍全国的佳作，他的文学造诣太高了，超过当时所有文人。王安石是骑着小毛驴到江边见苏东坡的，苏东坡看自己一路风尘仆仆，衣服打扮也不对，眼前又是昔日高官，便对王安石说，大丞相，我这个不礼貌的样子非常不符合礼仪。王安石说，礼仪难道是为你我这样的人设立的吗？这说明他们两个都知道彼此是什么人，那就是可以解除礼仪、观点、官职还能轻松晤谈的人。两个疲惫的文学大师还一起游玩了好几天。玩的时候当然不可无诗，一写诗，两人的心就更靠近了。
王安石是在抑郁中死的，那是1086年4月。司马光下令将其厚葬。没想到五个月以后，司马光也死了。一对文化巨星、两个兄弟一般又仇敌一般的人，就差五个月一起死了。司马光死后八年，事情又翻过来，说司马光全错了，还要把司马光的尸体从棺材里边拉出来。虽然后来没有做出这么恶劣的事情，可还是写成批判碑文到处去宣讲。写批判碑文的，就是那个本来支持司马光各种政治主张的小人蔡京。于是司马光的这一派被叫做元佑党人，成为了被清查的对象。在元？党人里有一个人叫李格非，他的女儿就叫李清照。
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东坡等人虽然政治主张不一，但都是为了兴利除弊，挽救朝廷。他们都没有能够阻止朝廷在战乱中日渐衰落，而且几乎无可挽救。在这个失败的大趋势中，又是一批杰出文人，用心灵感受了这种漫长的危亡，用文笔记录了这种强烈的失败。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特别抢眼的英雄笔触，当然，也是特别刺激的凄楚笔触。他们就是陆游、辛弃疾、李清照、文天祥。
对后世读者来说，这些人，也组合成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文学体验。我想听听你们对这一文学现象的感受，随便说，谈印象。
欧阳霄：陆游号放翁，据说是因为他为人狂放不羁，又经常被贬官、放逐，所以朋友们说他颓放，他自己也就自得其乐了。他的人生命运是和政治命运联系在一块儿的，他死前写了一首《示儿》，中有“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念念不忘收复失地，兴复中华。
相比而言，在北宋时期，欧阳修就号醉翁，他还能够迷醉于山水之间，而在江河日下的南宋，文人的命运和政治命运已经没法分开了。陆游就只能做个放翁了。
王牧笛：和陆游一样，辛弃疾的一生也是孜孜以求、身体力行地抗金北伐，二十一岁他就参加了抗金义军，可报国无门，壮志难酬，到晚年写下著名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也渴望“沙场秋点兵”。在他死的那一年，朝廷终于下诏任用他，可他已到了弥留之际。他是喊着“杀贼、杀贼”而死的，这一年是1207年，距今八百余年。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场合，应该向这样的义士致敬。
刘璇：文天祥的命运可谓是最坎坷的了。1276年金军兵临城下的时候他就被太后派去与金军谈判，被金军的将领伯颜羁押，逃出后又与当时南宋的大臣张世杰意见不合。后来文天祥领兵到广东一带抗击元军，但两年后又被俘，但他誓不投降，四十七岁被处死。文天祥的身世与当时的政治情势结合起来，可用他的一句诗来形容，就是“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而文天祥应对情势的表现则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体现了他伟大而崇高的民族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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