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由于贺拉斯的地位、处境和立场，他公开予以贬斥的倒是那些对戏剧并无荼毒的劳动者：“观众中夹杂着一些没有教养的人，一些刚刚劳动完毕的肮脏的庄稼汉，和城里人和贵族夹杂在一起——他们又懂得什么呢？”充斥着狭隘的奴隶主偏见。
为了更好地发挥“寓教于乐”的作用，贺拉斯在《诗艺》的结尾部分出色地论述了艺术家的工作态度问题和艺术批评问题。他说，世界上其他事物犯了平庸的毛病还能勉强容忍，唯独艺术家不能。艺术品“若是功亏一篑不能臻于最上乘，那便等于一败涂地”。因此，艺术家要以极端严肃的态度来对待写作，写了得听听名家批评，“然后把稿子压上九个年头，收藏在家里”，不然，放出去就追不回来了。
至于艺术批评，贺拉斯反对捧场：“出殡的时候雇来的哭丧人的所说所为几乎超过真正从心里感到哀悼的人；同样，假意奉承的人比真正赞美（你的作品）的人表现得更加激动”；正直的批评家总是针对艺术品的问题进行恰如其分的评判，“他不会说这种话的：‘我何必为一点小事得罪朋友呢？’一旦这点小事使朋友受人讥笑、遭人咒骂，这点小事便能造成大乱子”；对于那些疯癫的、不可救药的艺术家则不必去沾染：“让诗人们去享受自我毁灭的权利吧。勉强救人无异于杀人！”
有了这一系列较好意见的辅佐，可以说，贺拉斯对于“寓教于乐”的思想是发挥得比较酣畅的。
从戏剧必须时时考虑到观众、依赖于观众，论述到戏剧引导和教育观众的职能——贺拉斯相当圆满地完成了他的观众学说。
简言之，比较保守的戏剧题材论，以一致、合式为核心的戏剧内部结构论，以“寓教于乐”为归结的观众学说，这三者，组成了贺拉斯的戏剧学基本结构。
论理则崇古，谈艺则务实，务实务到了把一部深刻的诗学研究成了一部琐屑的修辞之学。在这种情况下，要在贺拉斯身上找到亚里士多德那样雄健的开山气概就不大可能了。亚里士多德忙于建立框架、奠定根基，所以深入地涉及了戏剧理论中的一些重要美学命题。贺拉斯只是无阡无陌地随口闲谈，大多属于艺术形式上的创作和鉴赏经验，难免广而不深、流而不固、偏而不稳。
第一节 古代印度戏剧
东方的戏剧之花，最早萌发于印度。
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亚历山大曾率师于公元前三二六年春天进入印度。这对亚历山大来说，是一次艰难重重的悲剧性进军，而对人类文化史来说，却打开了一道沟通东、西方的渠道。古代最博识的学者的弟子，无意之中用铁蹄连接了人类最早的两个戏剧发祥地。
但是，还没有什么确切的史料表明希腊戏剧与印度戏剧在当时的相互影响。考古学家们从古代印度孔雀王朝、巽伽王朝的雕刻中不难发现希腊、波斯艺术的影子，在巽伽王朝的菩提伽耶围栏，甚至还可发现某些浮雕在题材上与希腊神话的联系，至于印度西北部出现于公元前二世纪的犍陀罗艺术，其初期简直可以称为希腊罗马艺术在东方的一脉分支。由此，断言古代印度的文化艺术曾受过希腊罗马的激励，是不会有问题的。
但是，这一切，主要得之于后人对实物的考据而并不是历史记载。实物考据，对于雕刻这样构成成分单一、保存时间久远的艺术门类来说特别便利，而对戏剧这样的综合艺术来说却不能赖此窥取全貌了。例如，人们不难见到一些印制精细的巽伽王朝的山奇雕刻像片，那流荡着准确而优美的女性曲线，焕发着健康而强烈的青春活力的女药叉圆雕，除了历史的风尘在她们眉眼间磨去了一些锋棱，在她们的肌体上留下一些石花之外，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一雕刻艺术的实体全貌，而其所依附、所装饰的大塔，也比较容易考证年代。戏剧就不同了，鼓乐声早已飘散于二千年之前，单从遗留的几个剧本，只能分析推断出它的一个局部。因此，在没有获得更多的证据之前，我们很难臆测古代印度戏剧的全部形态。
下面，我们且开列出一张猜测成分极大的古代印度戏剧表略，内中这些以百年为计的宽跨度年代，各国学术界也历来众说纷纭。让以后考查得更确实、更有说服力的年代划分来替代它们吧。
约公元前二千纪，印度尚处于原始公社制社会，出现了最古老的诗集《吠陀》。其中《梨俱吠陀》中所包含的阎摩和阎密、补卢罗婆娑和优哩婆湿之间的爱情对话诗，已具有戏剧意趣，也有人认为是戏剧的最初胚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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