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借此表达什么自傲、自雄、自得，而只想惊叹一种生命的奇迹。
生命的奇迹是可能在自己身上发生的，谁也不必过于谦虚，因为生命并不只是属于自己。
这部书，也蕴藏着生命的奇迹。
我前面说了，这部书上印着的出版时间，是一九八三年五月。这个时间很值得玩味。浩劫方过，百废待兴，步履维艰，顾虑重重。一家地方出版社拿到这么一大堆文稿，真不知该怎么面对。可以想象，初读、讨论、送审、争议、试排、校对、再审……，按当时的运作效率，必然会耗费很长时间。而且，每一步的耗费都有充分理由，例如，当时我才三十多岁，以前并没有发表过学术成果，出版社怎么敢于为这么一个毫无把握的年轻人接下如此大的一副重担？而且，初翻目录就看到，这部书的内容，绝大多数属于当时极为警惕的“西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审查的难度可想而知。因此，这部书在问世之前至少要在多个环节间厮磨、辗转好几年。
这么一算，倒推回去，这部问世于一九八三年春天的书稿，送到出版社的时间，再晚也不会晚于一九八○年。这也就是说，离否定“文革”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很近。
在刚刚否定“文革”的时候就送过去了，那么，这部书的主体工程，只能完成于山河萧瑟的灾难岁月。
这个灾难岁月对我来说更是怵目惊心，因为父亲被关押、叔叔被害死，全家衣食无着。
如果进一步，把这部书的内容与灾难岁月作一个对比，那就更会发现，里边包含着一种今天的年轻人难以想象的大胆。因为那场灾难，从开始到结束，都与“戏剧”密切相关。从历史剧《海瑞罢官》到八个“革命样板戏”，很多人的死亡和受难，只是因为说了几句与“戏剧”相关的话。有时，仅仅一句半句最平常的戏剧评论，就身陷囹圄，或命丧黄泉。而我，居然在汇集全世界的戏剧学，这实在是不要命的事情了。但是，我也就此证明，人类的极端性恐吓，有可能带来极端性勇气。
六十八万字的书稿，每一句都与当时身边的极左言论背道而驰。我写的时候，并不是在批驳那些言论，如果这样，反倒抬举那些言论了。我自命的任务，是彻底鄙视它们，视它们为无物，判它们为无知。
我写这部书的时候，当然没想到出版，因为我无法想象灾难的结束。我只希望，写完，厚厚几叠，用油布包起来，用麻绳扎起来，找一个无月的深夜，爬着竹梯塞在屋梁上面。不知今后哪个年月，让后人偶尔发现。
正因为这样，当灾难出乎意料地过去，我和章培恒教授等人获得“全国戏剧理论著作奖”的时候，现场弥漫着一种英雄气氛。大家都不怎么讲话，只看着那些低声抽泣的早已离世的获奖者家属。大家选我代表所有的获奖者发言，我分明记得，北京的那个冬天，冷得清奇蚀骨。
在严寒中，我看着台下那几个还活着的获奖者，他们都抖抖索索，毫无壮士气息。我想，中国总是如此，最后守在城头宁死不屈的，历来是几个面无表情、体格瘦弱的文人。彪悍之士，不知躲到哪里去了。
多少年后，当灾难已被彻底淡忘，彪悍之士终于出现了。他们天天展现着激烈的扮演，响亮的嗓门。
但是，一些陈旧的书稿提醒年轻人，在历史的泥路边，除扮演和嗓门之外，还有一些掩掩藏藏、隐隐约约的身影。
四
我被四十年前的自己吓着，更因为一系列技术性的原因。
翻翻这部书，读者难免会产生疑问：全世界两千多年来的戏剧学经典，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多少翻译成了中文，那么，在那个荒凉的年代，究竟是怎么收集、怎么翻译的？
记得这本书刚刚出版一年，复旦大学的著名英语专家陆谷孙教授就带领着加拿大的一名华裔戏剧教授来找我。这位加拿大教授盯着我说：“为找您，我飞了半个地球。只想问您，怎么会做到这么齐全？”
新加坡首席国家级戏剧家郭宝昆先生对我说：“我到美国和香港的几个图书馆都去查对了，全世界主要的戏剧学著作，您都没有遗漏。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总是笑笑，不作回答。因为，太难回答。
从事学术研究的朋友都知道，这样一部著作的成败关键，在于选择。在全世界，为什么只选这十三个国家？那就必须接触更多国家的资料。在这些入选的国家中，为什么只选了几位戏剧家，而不是其他几位？对于每一位戏剧学家，在他们一辈子的无数言论中，为什么只选了这几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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