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这部《世界戏剧学(4)》的背景资料和备选资料，应该是写出来的好几倍。
这么大规模的工作，即使在今天，申请为一个资金充裕的国家项目，又有各种语言背景的工作团队，也未必做得起来。而我一个人，在造反派暴徒、极左派打手、大批判斗士的环视下，居然像“蚂蚁啃骨头”一般，偷偷摸摸、鬼鬼祟祟地做到了。
首先要感念的，是上海戏剧学院图书馆的外文书库，那是我的资料基地。说起来，在“文革”灾难前，北京人民出版社也曾出过《古典文艺理论译丛》，质量很好，对我极有帮助，可惜内容零敲碎打，诸艺混杂，不成系统。但在上海戏剧学院图书馆的外文书库里，戏剧的主题非常明晰，而且由于老一代教育家的几十年搜集，达到了“专业性齐备”的标准。但这些书，我们的学术前辈几乎都没有系统读过，只是静静地存在那里，等待着阅读者。“文革”灾难开始时，图书馆被造反派们查封，我们很快也被发配到外地农场劳动去了。直到一九七一年周恩来总理主持教育恢复工作，我们才有机会回上海参加教材编写，可以进图书馆了。
值得庆幸的是，当时身边的极左派打手和大批判斗士，都不懂外文。图书馆管理员中，原来有几个懂，都已年老退休，那时也没有人懂了。其中有一个叫蔡祥明的先生，农村来的，文化程度不高，却喜欢书，也算是我的朋友。他只要见到我，就把外文书库的门轻轻打开，再送进来一条小木凳，供我在书架前爬上爬下找书。我进门后，他会快速把外文书库的门关上，让我一个人在里边，不要引起那些人的注意。
当然也会遇到外语上的障碍，那就不能不感念孙珏老师了。孙珏老师是我读中学时的英语老师，我在《文化苦旅》里曾写到他，被台湾的著名出版家肖孟能先生看到了。肖先生对我说，孙珏老师是他大学里的同学，英语极好，奇怪怎么只做个中学老师。我说，他在抗日战争时曾进入过一个美军翻译机构，而这个机构是蒋介石亲自挂名领导的。一九四九年之后，孙老师在填写履历表的“证明人”一栏时，在这段履历上竟填了蒋的名字，那当然就出了问题。能教中学，还算好的。
他的“落难”，给我带来了方便。我在外文书库研读各国戏剧学资料时，凡是碰到需要自己翻译又吃不准的地方，就去请教他。记得有一次在上海静安寺的二十一路电车上与他巧遇，我乐不可支，连忙从口袋里取出半页纸，上面抄着一段正在翻译的论文，请他指正。我本想过两天到他家去听回答，没想到他一见英文就兴奋，竟在拥挤的电车里读了出来。我连忙环顾四周，因为按照当时的社会政治气氛，这太像两个“美国特务”在接头了。
另一位需要特别感念的人，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担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的丁景唐先生。他德高望重，突然听手下的编辑说，有这么一部稿子，便要来翻阅了一遍。他居然一点儿也不在乎书的篇幅太大、我的年龄太轻、宣扬西方太多，居然签名同意出版。这在当时，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可思议。
……
感念这个人，感念那个人。不管怎么说，这项工程总算完成了。
没有想到，此书出版至今三十年，又出现了一个漫长的“不可思议”。
记得我在两度领奖的时候，都断定它很快就会被同类新书追赶、超越、替代。但是，三十年过去，这种情况没有发生。
不仅没有出现“同类新书”，而且，连我写到的那些经典，知道的人也越来越少，包括很多从事电影、电视、戏剧的专业人员。偶然也会在传媒间看到一些艺术争论，似乎很激烈，却是前人早在几百年前就已经完满解决了的，而且解决的等级远远高于今天的争论，我在书里详细写过。但大家都不知道，好像世界刚刚诞生，历史刚刚开始。
这种状况，显然比我们的年代，显得更加愚昧无知。
渐渐我明白了，人文领域的创造和思考，其实与条件无关。古往今来，都是如此。不错，我写这部书的条件，不管怎么算都非常恶劣。但是，作为一个当事人，我有资格在三十多年之后告诉大家，当时也有一些优势是现在所不具备的。例如——
第一，心无旁骛的充裕时间；
第二，无视生死的艰苦劲头；
第三，毫无名利的纯净心态。
这是一种在极度艰难中不羼杂质的专注。写每一句，都不想让别人知道，只在内心作着艺术裁断和理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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