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最大愿望不是得奥斯卡奖或捧哪个国际电影节大奖，而是尽自己力量，做到自己最好的。我总问自己，有没有挖尽自己的潜力，不管当演员、做妻子或将来做母亲。如果我把自己一切都给予了，那我就心满意足了。
——陈冲·答《上海文化艺术报》记者问
一九九三年四月
看了报上的电视广告，作者偶然得知陈冲将出现在当晚的节目中，“Entertainment”。此节目将采辑《天与地》的电影片断，将对陈冲在其中的扮演做专题评介。
这是个极好、天大的好机会——对正写陈冲传记性故事的作者来说。
节目正要开始，电话铃响。一接，那头竟是陈冲，声音有些孩子气的慌张。
“你帮我把这个节目录一下好不好？”陈冲急促地请求道。
“怎么了，你家电视坏了？”作者蹊跷。
“不是！录像机坏了！……”
“好的。……开始了，你在看你自己吗？……记者进了你家门……你出来啦！”
那边一声求饶般叫：“别跟我说！”
“为什么？！”
“因为我就是因为不敢看才让你录像的！”
“为什么？！”作者语调上蹿下跳。
“因为……我不知道。我就是怕看，每次这种节目我都害怕看！……”
“彼得不在家？”
“他在家我也怕。就不知道怕什么……”
作者又好气又好笑地：“你说你！……你到底怕什么呀？”
陈冲：“说不清。要是我觉得自己表现不好，傻乎乎的，我会好一阵没劲！……”
作者答应帮她录像。
陈冲解释道：“录下来我可以明年再看。”
“明年再看还有什么看头？！”作者问。
陈冲：“每次都这样：隔一年看就不害怕了。每次我都这样……”
“那……你现在在干吗？”
“有几个亲戚在看我的这段专访，他们把声音开得特别大，我也不愿听，就躲到浴室里了。”
作者想，好在她家最大的浴室犹如一间客厅。
“那你在浴室里干吗？”
陈冲说：“缝一个小帽子——给安琪女儿的。”
“你还会缝帽子？”
“缝好了给你看！”她马上来了炫示欲。
“买一个不就得了？费那么大功夫……”
陈冲驳道：“买不到这种海狸子皮的。芝加哥很冷，这帽子肯定特管用！”
作者有些感动：她是个常惦记别人的人。对于安琪，她的一份友谊那么淳厚。据说俩人正合作搞一部反映文革时知青农场的故事，此故事取材于安琪的长篇自传《红杜鹃》。
陈冲又说：“这些名贵的皮子是我拍《死亡地带》时得的。是做服装的边角料。当时我就想：“唉，给安琪女儿做个小帽子倒不错！……”
作者这时告诉她：好了，电视快完了，（电视中的陈冲已在与记者道别）她可不必继续禁闭在浴室里了。
最后作者还是忍不住问：“喂，你到底害怕什么？”
……
我仍然相信可爱的女人应该是贤慧、恬静的。今晚我将不在电话上大笑，或想入非非，为突然间一个奇怪的念头而激动；今晚我要静静地在炉火旁织毛线……
——陈冲·散文《把回想留给未来》
一九九七年的圣诞节前夕，一清早，接到陈冲的电话，声音嘎哑而疲惫：“我们入围了。”意思是她的导演处女作《天浴》终于没有辜负她近两年的辛勤，作为柏林影展的二十九部参赛影片之一而竞争金熊或银熊奖。这意味着最后两个多月的后期赶制——每天十四五个小时在剪辑室和声效室的紧张劳动、所有的焦虑、偶然的沮丧和恐惶，总之一切艺术求索中不可避免的心理磨难和体力超支，都得到了报偿。但她没有我预期的欣喜若狂，连嗓音都是垮了的。如同经历了痛苦产程的母亲，此刻的垂危感比之狂喜更来得真实。
一九九五年二月，陈冲当选柏林影展评委，一天忽然接到她从柏林打来的电话。她说：“我决定自己导片子——就拍你的《天浴》。”消息听上去有点像心血来潮，我问什么使她做了这么大的决定。她说经她评选的许多影片都大同小异，都是些现代人猥琐、变态，精神委靡的生活写照，没有任何使人感到心灵升华，甚至连点诗意，浪漫都找不到。她说：“我就要弄一部《天浴》这样的东西，起码提醒一下自己，我们曾有过一个神圣的时期，哪怕自认为神圣。”她说她要在选题上和当代电影界思潮来一番叛逆：你搞颓败的，自然主义的当代生活展现，我搞我认为的诗意、怀旧，带一点古典主义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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